第 三 百 章：双喜临门 (第5/5页)

。置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设馆主一人，总领馆务。学生数十名，皆选皇族贵戚及高级京官子弟，师事学士受经史书法。

    若是有人简单的认为修文馆或弘文馆就是一个简单藏书机构和皇家教育机构就错了。

    书籍在古代本身就是神圣的象征，唐代图书更是由于种种原因而被赋予的政治功能。

    一、作为政治教化的载体。

    在传播技术手段相对贫乏的封建社会，图书发挥了类似现代报纸的作用。唐朝皇帝和著名大臣或文人，通过图书来传达自己的主张。

    图书通过科举考试来发挥政治教化作用。凡是应试的考生必须学习唐朝制定的书籍。而这些书籍由唐朝皇室指定人员来编制、校对。如郎颜师古考定五经撰成五经定本和孔颖达撰定五经正义等。

    二、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有些图书则被作为颁布政令的主要依据，如十道图。

    唐代共有三种十道图，即长安四年十道图十三卷、开元三年十道图十卷、李吉甫的十道图十卷。

    十道图里记载着全国的州郡疆域区划、山川河流等内容。更重要的还有为实施各项政令提供依据的政治需要，大凡考定傣料、土贡、户口、赋役时都需要以它为依据。

    李吉甫就曾以宰相之尊，亲自主持编撰了十卷十道图。贾耽“尤悉地理”，先后撰写了别录六篇，河西戎之录四篇，海内华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贞元十道录等图书，这也是在为中央的行政管理提供最基本的依据。

    三、作为争夺储位的工具。

    李世民的儿子李泰之所以选择图书作为工具，其原因在于一是图书提供了一种成就“名王”名声的有效手段。

    图书的编撰，至少可以为李泰带来善、重儒雅的名声，而这种名声在储位斗争中是必不可少的。

    二是图书的编撰活动为李泰提供了名正言顺的与大臣联络交通的途径，从而形成一股拥戴自己的政治势力。

    在整个唐代，皇子与大臣之间未经允许的联络是严厉禁止的，弄不好还要惹上杀身之祸。太宗在这个问题上对李泰如此宽容，实际上是在引导李泰走自己的成功之路。

    三是图书的编撰活动为李世民特殊宠爱李泰提供了理由。

    “十五年，泰撰括地志功毕，表上之，诏令付秘阁，赐泰物万段，萧德言等咸加给赐物”，己有优厚的赏赐在前，“俄又每月给泰料物，有逾于皇太子”。

    这里特别强调李泰的待遇超过了皇太子，说明他获得了唐太宗的特殊宠爱，在争夺储位之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四、作为谋取个人前途的阶梯。

    图书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阶梯，其首要表现就是谋取个人仕途上的进步。岑文本于贞观元年“奏藉田三元颂二篇，文致华赡。李靖复荐于帝，擢中书舍人”，一跃进入政府机枢中心。

    房琯于开元中“作封禅书，说宰相张说，说奇之，奏为校书郎”，为自己一生仕途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开头。

    韦弘机、李宪分别出使西突厥、回鹘，就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分别写出西征记回鹘道里记，结果一个“擢朝散大夫”，一个“迁太府卿”。

    其次表现在谋取个人的良好声誉。武则天觉得张昌宗的名声太坏，想利用图书编撰为他谋一个好的声誉。“以昌宗丑声闻于外，欲以美事掩其迹，乃诏昌宗撰三教珠英于内成一千三百卷，上之”。

    五、作为打击政敌的手段。

    在唐代，图书也用来作为打击政敌的一种手段。最著名的就是来俊臣的罗织经。

    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派别斗争势同水火，为了制造舆论，诬蔑对方，也以图书为手段，以至伪造图书。在唐代牛僧孺与李德裕的“牛李党争”中，出现了一部周秦行纪，就是为达到政治目的、打击政敌而编造的伪书。

    贞观时期，号称良相的房玄龄、杜如晦遭到政敌借题发挥的打击。“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谓一人不可总数职，阴剀讽如晦等。

    李世民批复道玄龄、如晦不以勋旧进，特其才可与治天下者，师合欲以此离间吾君臣邪斥岭表”。于是，陈师合反而倒了霉。

    还好，李世民并没有像殷清风担心的那样，死握着图书的所有权，他说道：“此事李祭酒所言极是，某明日就颁布敕令。”

    再次获得李世民支持的李靖更是高兴，他声调有些激昂，“臣请殿下与诸位移步到最后那间房间参观。”